山西泽州检察院：办了一个“爆笑案”

    山西泽州县检察院的“泽检刑诉（2010）143号”起诉书是一份令人爆笑的起诉书，这一起诉书是起诉一“涉贪记者”的。“涉贪记者”叫程常乐，现年58岁，原任泽州县委通讯组副组长，无党派，主任记者职称，从业新闻30多年。
        爆笑一：竟将被告“群众”写成“中共”、“副科”写成“副处”
    这名记者的政治面貌是“群众”，在起诉书上竟写他是“中共党员”；行政职级是“副科”，在起诉书上竟写他是“副处级待遇”。法院开庭审理本案，当“涉贪记者”指出这个问题，并要求公诉方对捏造事实办案的做法当庭认错、作一解释时，全场哗然。
    程说：“在2010年4月1日晚上传讯做笔录时，办案人就在事先拟好的笔录上念我是‘中共党员’，我立即进行纠正。但在起诉书上仍然是这样写，并且没想到还又添加了个‘副处级待遇’”。
    “办案人复印回来的县委通讯组《在职人员花名表》上，第一个就是我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：程常乐，政治面貌‘群众’；行政职级‘副科级’。”程接着说。
    对起诉书上所写的“中共党员”“副处级待遇”，公诉人的辩解是“笔误”。而程说完全是故意的。当时反贪下有任务指标，为了把他的案办成“副处级党员领导干部案”，好向上汇报完成了一个“副处级”贪污案指标而有意这么做的。
    是否真的如程所讲反贪下有指标？是否真的为了把他的案办成“副处级”贪污案而有意这么做？记者为此作了一番调查。据《南方周末》2010年12月23日的一篇题为《山西：抓多少贪官不再“提前预定”》的报道讲：“……同年1月，在山西省召开人代会期间，省人大代表孔繁新等联名向山西省检察院提出了《建议检察系统改变办理反贪案件下指标的做法》的建议。该建议认为，检察系统对反贪案件逐级下达指标，以此作为考核奖励先进、鞭策后进的依据的做法，会使检察工作偏离方向。对这一建议，同年11月底，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建明在对省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作了回复：“今后，在考评全省各级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工作时，不再设立办案数量指标……”
    通过《南方周末》的报道，说明山西省检察系统在2010年底前确实存在反贪下指标的问题，而办程案的时间恰属下指标期间的案。
    “群众”变“中共”，“副科”成“副处”，是笔误还是故意？是不是为了报完一个“副处级”贪污案指标有意这么做的？记者不敢妄下结论。但是，起诉书上将“群众”写成“中共党员”，“副科”写成“副处级待遇”，却是谁也抹不掉的事实。如果检方要说是“笔误”，那也“笔误”的简直太离谱了。
    程还向记者说，他这个肾移植病人被羁押后的取保时间是“2010年4月15日”，起诉书却写成了“2010年5月15日”，多了一个月； 2010年前他一直在县委通讯组（后更名新闻办）任副组长（副主任），却写成任通讯组副组长的时间止到“2008年底”，少了一年。“公诉方对检察工作如此马虎，视为儿戏、草菅人命可见一斑”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爆笑二：把科技人员的合法兼职收入指控为“贪污公款”
    起诉书指控程的“犯罪事实”是：程2005年5月至2007年7月兼职《太行日报泽州版》、帮助太行日报社办报期间，对自己所联系的广告按规定提成是“贪污公款”（指控提成9万多元，实为2万多元）。这一指控对不对呢？这里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政策规定来回答——
    程是科技人员。中发（1985）6号、国办发（1988）4号文件明确规定，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可以兼职，可以有兼职收入。程是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兼职《太行日报泽州版》的。他的兼职行为符合党中央、国务院文件规定。广告提成是他兼职泽州版联系广告应得的劳动报酬，并且符合中发（2005）14号文件关于“新闻媒体中的广告……进行市场运作”的规定。根据这一规定，全国新闻媒体的广告都是进行市场运作。而媒体广告进行市场运作，没有提成等激励措施，就难以运作下去。总之，程的广告提成是他的合法兼职收入，不是“贪污公款”，与不劳而获的“贪污”是两码事。
    记者注意到，针对科技人员的兼职问题，国办发（1988）4号文件特别要求，“不得阻挠正当的兼职活动，打击、迫害兼职科技人员”。现行《中国刑法教程》在阐述何为“贪污罪”时特别指出，科技人员兼职，“其合法报酬受到保护”，要“划清贪污罪与国家工作人员业余兼职获取报酬的界限”。审视程案，看来泽州检方至少是没有划清贪污罪与兼职报酬的界限，把兼职报酬与贪污罪相提并论、混为一谈，所以才办出了这样的案，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。
    记者还注意到，28年前的1983年，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央政法委就针对“韩昆贪污受贿案”（注：指控韩琨的贪污受贿款系兼职技术顾问取得的报酬）分别作出两条和六条决定，其中中央政法委作的决定中，有一条就是“公检法机关今后不再受理韩琨这类案子”。
    把按党中央、国务院政策规定办事当作刑事案件来办，真是咄咄怪事一桩！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爆笑三：撇开法人诉打工
    办《太行日报泽州版》，程仅是一个兼职者、执行者。联系广告提成，是太行日报社让这么做的。法人是报社，“所为人”是报社。莫说科技人员兼职和联系广告提成不是犯罪，均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行为，退一步说，即便是犯罪，按法律的“归责原则”，按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237、264、351条等法条的规定，应追究的是“所为人”报社的责任，而泽州检察院却是“撇开法人诉打工”。

    此案在当地反响较大，代表性意见有五——
    1、“兼职有罪，谁还敢去兼职？”不少人讲，鼓励科技人员兼职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，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党中央已明确提出几十年了。泽州检察院将合法兼职收入定义为“贪污”，泽州法院判定为“贪污”，这实际上是在宣判科技人员“兼职有罪”，明显违背党中央科技体制改革的精神。
    2、“山西出了‘师李案’。”舆论普遍认为，程案和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师学军、李玉卉因“广告经营提成”而获罪的错案如出一辄。不同的是，“河北师李案”已获平反昭雪，而“山西师李案”正在上演。
    3、“这是一个没有受害方的‘刑事案’”。凡刑事案必有受害方。本案的情况是，被宣传的单位得到了宣传，报社得到了创收，个人通过联系广告得到了应有的报酬，自收自支的“泽州版编辑部”经费开支问题得到了解决。本案是多方共赢，都是受益者，没有受害方。
    4、晋城市检察院第二届全体人民监督员针对程案提交了监督意见。《意见》指出：广告提成的事就“不应当立案”。“将依法依规的正常业务行为、合理合法的劳动所得立为刑事案件欠妥”。
    5、晋城市民革、民进等6个民主党派的16位人士也针对本案提交了监督意见。《意见》指出：“把按党中央、国务院文件办事当成罪，作为刑事案件来办，是扮了一个大笑话”；在当事人政治面貌、行政级别上造假，“对最基本的情况如此不尊重事实，在共和国检察院起诉史上绝无仅有、创了第一！”
    记者了解到，程案起诉到县法院后，法院通过审理提出异议，并为此中止审理一年多。然而，不知什么原因推动，一年多后于今年4月17日突然恢复审理，4月25日对程作出有罪判决，判退出提成“赃款”，处有期徒刑五年。
    一审判决后，程不服判决，提起上诉。目前本案进入二审。记者密切关注本案的发展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明 原）